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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學百年:歷史學家與國際關系學家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吉林大學召開

來源: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9/07/18 11:59:34

2019年7月5日,由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和吉林大學文學院世界史系共同主辦的“國際關系學百年:歷史學家與國際關系學家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吉林大學中心校區國際大講堂召開,來自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美利堅大學、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中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暨南大學、云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和《外交評論》雜志、《中共黨史研究》雜志及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文學院、東北亞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和中外學生90多人參加了本次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由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劉德斌教授主持,英國科學院院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巴里·布贊(Barry Buzan)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楊光斌教授分別代表中外與會代表致辭。他們分別指出,在國際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國際關系學科建立百年之即,展開歷史學家與國際關系理論之間的對話,具有特別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邴正教授會見了與會代表,并與代表們就當前國際形勢交流了看法。

在研討會上午的主題發言環節,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府與外交事務系教授布蘭德利·沃麥克(Brantly Womack)通過東西方世界人口和財富實力的長時段歷史對比,指出我們已進入非西方回歸的后霸權時代。在互動頻繁、生活機遇趨同和力量不平衡發展的全球村,“兩極”或“多極”分析方式已不合時宜,國際關系理論需關注“多結點”(Multinodal)的發展進程,用“關系理性”替代“博弈理性”。楊光斌教授闡釋了歷史政治學視野下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指出作為適用于考察大國關系的“中性”理論,現實主義的根本問題在于“國家性”的缺位。國際關系研究的轉型與升級需要進行世界政治研究,帝國主義理論即是一種世界政治理論,它有著解釋世界政治的強大能力,從中美科技戰到美伊關系,帝國主義強權邏輯至今仍無處不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立新教授提出國際關系學家預測的失靈與該學科采取化約主義方式、過度追求科學性和忽視偶然性的局限有關,而歷史學的整體主義,重視人的作用,重視歷史偶然性,檔案研究,敘事、類比、直覺、想象的研究方法等都可以為國際關系研究提供啟發與借鑒。對歷史學家而言,國際關系理論對解構和體系因素的重視、國關學者對長期趨勢和規律的總結對其研究有啟發意義。

巴里·布贊教授和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教授就他們的新作《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構建》展開討論。巴里·布贊教授概述了1945年之前歷史和國際關系學之間的互動,指出國際關系學科的思想和實踐都源自19世紀的世界大轉型,而不是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關系學理論是中心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思想和實踐的產物,其中包括“科學”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邊緣國家的思想和實踐是早已被忽略掉了。隨著一戰結束,核心地區的國際關系理論逐漸進入邊緣地區,國際關系學科作為一門學科被顯著地制度化。阿米塔·阿查亞教授回顧了1945年以后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脈絡,認為1945年至冷戰結束之前,國際關系學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到新千年之間,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斷發展,向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起挑戰。阿查亞和布贊教授倡導建立全球國際關系學,把以往被忽視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思想、實踐和貢獻納入到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中來。劉德斌教授在發言中對阿查亞教授和布贊教授構建“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努力進行了高度評價,并指出非西方歷史經驗的總結和理論闡釋對各國學術界都是一種新的挑戰,中國學界面對的挑戰尤其艱巨,這也是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主辦這次歷史學家與國際關系理論家對話的原因所在。劉德斌教授還強調,中國學者為此不僅要與西方學者展開對話,而且還要與其他非西方學者,如印度和中東國家的學者,展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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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會議圍繞“歷史學中的國際關系路徑”、“國際關系學中的歷史學傳統”、“百年變局與百年國際關系學”三個議題展開?!皻v史學中的國際關系路徑”分論壇由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曉教授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喬治·勞森(George Lawson)副教授主持與評論。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夏繼果教授總結了全球史研究的六個基本點:突破原有邊界、探尋歷史的關聯性、探究歷史的整體性、研究規模的靈活性、研究視野的全球性、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吨泄颤h史研究》雜志社吳志軍副研究員指出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要明確學科性質與學科體系的定位,要堅持“中國中心”。在寫作規范、學科建設、整合多學科知識、培育“問題意識”方面提升“主體意識”。借助國際關系理論推動當代中國外交理論體系的構建,實現“世界視野”與“中國中心”的協調。云南大學印度研究院院長戴超武教授以基于多國解密檔案的冷戰時期中印關系史研究為案例,指出了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以多國檔案為支撐,借鑒國際史的方法,注重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的發展趨勢。吉林大學文學院世界史系主任東波教授強調對于非西方學界而言,要將“威斯特伐利亞”這一術語置于西方國際關系的“知識型”與“范式”之中,通過運用理解、認知、識別他者、溝通、互動等方式進行考察。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孫麗萍教授強調國際關系史的時間演變,包含國際秩序在內的國際體系變遷是一個演化的進程,后西方多元國際秩序并不是1500或1648年以來現代國際體系內部的秩序演變,而是歷史的一個突變點,它可能是后現代國際體系建構的首個秩序。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來自加納的博士研究生艾薩克·努諾(Isaac Nunoo)分析了去殖民化歷史與國際關系交叉視角下的非洲,認為去殖民化既是一種歷史,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方向。另一名來自俄羅斯的博士生安娜·科洛托娃(Anna Kolotova)通過歐洲民眾對二戰中蘇聯作用認同的民意調查,指出歷史的書寫存在扭曲性,歷史書寫與集體記憶的改變在歷史的書寫中是常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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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學中的歷史學傳統” 分論壇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小明教授和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周桂銀教授主持與評論?!锻饨辉u論》執行主編、外交學院陳志瑞教授結合自己多年的編輯經驗,指出我國因在世界觀、歷史教育、國際關系訓練、學科評價體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導致國際關系研究“歷史意識”的缺失,影響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整體質量。因而需要重視歷史,端正歷史觀,在國際關系中還原歷史。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鄭先武教授從歷史進程、歷史形態和歷史維度三個側面對亞洲區域建構進行了歷史分析,認為區域建構進程既奠定了當代亞洲各類區域的基礎,亦顯示了亞洲國家角色由追隨性參與到自主性參與乃至引領的歷史性轉變。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李濱教授指出國際關系研究出現了歷史學轉向和社會學轉向,實踐知識、慣習、場域及其變化為研究國際關系提供了一個不同于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研究范式。在這種研究范式下的國際關系研究必須借助于歷史社會學的方法。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葛騰飛教授指出歷史研究是一種歷史理解的過程,國際關系研究也具有本位主義。主體間性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在強調自我立場的同時,探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念。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王文奇副教授則對當前西方國際關系研究中歷史社會學一派做出的貢獻進行了梳理,諸如對時間的類型化、對無政府狀態假定的批判、對國內國際嵌套的闡釋、對國家和社會進行機制化理解等。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巴基斯坦博士研究生阿米娜·汗(Aamna Khan)認為伊斯蘭世界是一種體系,是區別于主權國家的宗教共同體。伊斯蘭教不應僅僅被視為現有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對象,而應被視為國際理論本身的一個范式。埃及博士研究生白思安(Bassem Elmaghraby)認為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教的概念是中東國際關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部落、文化和宗教認同已經超越了國家的邊界,形成了區域性的行為。目前中東地區的不穩定源自美國實力的下降、中東地區出現權力真空、中東原有力量結構失衡、弱國家難以有效治理這四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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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變局與百年國際關系學”分論壇由陳志瑞教授和李濱教授主持與評論。任曉教授指出,近年來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主張建設“中國學派”,上海學者進行的共生理論研究,其題中之義在于實現自主發展創新的同時,成為全球國際關系學的一部分。張小明教授指出因中國崛起、官方的需求與支持,當前是國際關系研究最好的時代。另一方面當前也因國際環境的惡化、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升,是國際關系研究最壞的時代。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需要在“以中國為中心”和“與世界對話”間保持平衡。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真正“去美國化”的到來,既有助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尋求創新的自覺性,也可能導致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封閉性。周桂銀教授對國際關系思想史研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闡釋,認為其經歷探索、孕育、創生和成長四個階段,而目前國際關系思想史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路徑,即傳統政治思想史框架下的觀念史路徑和知識考古學和語境方法背景下的概念史路徑,指出目前國際關系思想史發展的面臨歷史學轉向、國際/全球轉向和概念史轉向。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宋德星教授強調了歷史研究對于戰略締造的極端重要性,認為戰略締造既需要對權勢政治有清醒的現實把握,又需要對現實問題有深邃的歷史感悟。戰略締造是一項極其沉重的使命,需要歷史大思考;戰略締造有賴于政治審慎,需要歷史大教益;戰略締造關乎政治實踐,需要歷史大研習。喬治?勞森教授指出全球國際關系史是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它并不是孤立的學科,而是歷史與國際關系的融合。理論與觀念都是在歷史中形成并被重塑。同時這種歷史中的理論轉變是國際化的,傳統的并非是本土的很可能是國際化的。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云副教授認為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方法論在理解國際關系越來越局限,區域本體性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逐漸開始回歸。作為在地理、歷史、文化中具有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國際單元,區域越來越成為一個在國際實踐中被不斷建構的共同體,并成為解釋國際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維度。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孫興杰副教授認為,在20世紀之前的幾千年間,國際關系的演化主要體現在幾十個帝國的興衰。國際關系學處于“政治學囚籠”之中的根源在于國際關系學建立在主權國家這樣的“類單位”基礎之上,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時間與空間失去了緊密的聯系。當代的國際關系研究需要解決后帝國空間的秩序構建問題,通過“帝國—后帝國”的視野重新構建世界史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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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閉幕式由孫興杰主持,布蘭德利·沃麥克教授與劉德斌教授應邀分別致辭。沃麥克教授認為本次研討會意義重大,深化了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之間、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對構建后霸權時代的國際關系學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劉德斌教指出,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對話,既可以是兩個學科、兩個領域專家學者之間的對話,也可以是一個學者內心深處兩種不同視界的對話。今天參會的有專業的歷史學家和國際關系理論家,但更多的是在兩個領域都在辛勤耕耘的學者,因為我們正處于一個世界歷史的巨變之中,沒有人敢于忽視這一巨變對自己研究主題的影響。今天的對話拓寬了所有與會者的視野,這樣的對話今后還要延續下去。

2003年以來,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先后舉辦了七次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對話,本次對話是第八次。本次對話會是在國際關系學科建立一百周年,而國際關系正在經歷歷史性變化的情況下舉行的,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會議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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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張驍虎  

信息收集與整理  |  楊雪 李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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