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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贊與英國學派

來源: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10/31 13:55:30

[摘 要]巴里·布贊并不認為自己屬于英國學派或其他什么學派,但卻成了公認的英國學派新一代的領軍人物。他挑戰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學派的經歷和建樹使他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他對多元方法論的遵從又使他能與英國學派的學統交融。他的視野和成就使他無論在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界還是在英國學派的理論家中都能獨樹一幟,同時也使他成為“重聚”英國學派的理想人選。他屬于英國學派,但也是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的一部分。他實際上早已經超越了一個學派的限制,并一直以這樣一種方式前行。

[關鍵詞]巴里·布贊 英國學派 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

近年來,英國科學院院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系系巴里·布贊教授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和世界歷史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多人都把他視為英國學派的新一代領軍人物,并把他與懷特、布爾和文森特等人并列起來。但是,布贊本人卻不把自己歸屬于英國學派,盡管他公開號召“重聚”英國學派,為英國學派的復興提出了具體的議程,并且在最近幾年把自己的主要研究興趣轉向英國學派。對英國學派和巴里·布贊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發現,布贊與英國學派的前幾代領軍人物在學術思想和方法上有很大區別,突出標志或許是布贊在學術方法上更加“社會科學化”乃至“美國化”。當然,布贊的治學之道和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的理論家們也不一樣。筆者認為,布贊與英國學派的關系和布贊頭上被人置放的“英國學派領軍人物”的光環,可能恰恰是英國學派發展到今天的一個時代縮影;英國學派所能提供給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啟發和借鑒,也恰恰能布贊的學術之路和他與英國學派的關系中展示出來

巴里·布贊教授20世紀40年代生于英國倫敦,在加拿大北方長大,成人后又返回英國求學,以后一直在英國居住和工作,具有英國和加拿大雙重國籍。布贊教授1968年畢業于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學士學位;1973年畢業于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獲博士學位。他曾經在英國考文垂郊外的沃威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任教20余年,講授國際關系,同時擔任著名的丹麥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的安全研究項目主任,并成為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學派”的領軍人物。1996年,布贊教授移至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學任教。2003年,他又受聘于倫敦經濟學院,回到母校繼續他的教授生涯。

布贊教授在英國和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早在1988-1990年,布贊教授就曾當選過英國國際關系學會主席;1993-1994年當選為(北美)國際關系學會副理事長。1998年,布贊教授年被遴選為英國科學院院士。從1999年開始,他成為英國學派重聚項目的總協調人。除了理論研究之外,他還參加有關歐洲、南亞、南非和東亞安全的公共政策討論。

布贊教授治學勤奮,著述頗豐,在國際關系理論的諸多領域,特別是在安全復合體理論、世界歷史與國際體系和英國學派研究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其代表性著作包括《人民、國家和恐懼:國際關系中國家安全問題》(People, 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3, revised 2nd edn. 1991);《戰略研究導論:軍事技術與國際關系》(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7)《無政府的邏輯:新現實主義到建構現實主義》(The Logic of Anarchy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1993, with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安全:一種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1998, with Ole W?ver and Jaap de Wilde);《世界政治中的軍備動力》(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1998, with Eric Herring);和《世界史中的國家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0, with Richard Little);《區域與大國》(Region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3,with with Ole W?ver)和《從國際社會到世界社會:英國學派理論和全球化的社會結構》(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fo Globalization,2004)等。布贊的著述不僅記錄著他在學術之路上的腳步,而且也印證著他與英國學派的關系。

布贊教授學術實踐所涉及的領域甚廣。在《人民、國家與恐懼:國際關系中的國家安全問題》(第一版)中,他開辟安全研究的新觀念和新方法。在《無政府的邏輯:新現實主義到建構現實主義》中,布贊和另兩位作者在對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進一步完善了新現實主義。在《世界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中,布贊和利特爾的學術實踐動搖了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根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從國際社會到世界社會:英國學派理論與全球化的社會結構》這部著作“重塑”了英國學派。

早在1983年,布贊教授就推出了他的《人民、國家與恐懼:國際關系中的國家安全問題》(第一版),提出了一種新的安全概念和一種新的研究框架。布贊認為,現實主義并沒有把“安全”和“權力”區分開來;傳統的安全研究偏重于軍事,而批評現實主義執迷戰爭的自由主義者在安全的概念方面也沒有什么建樹;行為主義的科學分析、價值中立和量化的特征都是與安全概念相矛盾的,干擾了安全研究。布贊試圖在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結構與相互依賴的互動之間架設一道橋梁,并把國際研究中許多彼此孤立的理論和分析領域結合到一起,從而提出了一種新的安全觀念和一種新的安全研究方式。也就是在這書中,布贊教授提出了區域層次分析和領域分析的方法,創造了他的地區安全復合理論(RSCT),推動了安全研究的拓展。這本書的不僅奠定了布贊在西方學術界安全研究一流學者的地位,而且還為他以后學術生涯的獨特視角和多元論方法奠定了基礎。[1]雖然這并不是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1980年,他曾發表一本書名為《海底政治》的學術專著(這本書竟然也有中譯本),但從他學術生涯的脈絡來看,《人民、國家與恐懼》是他一生學術生涯的開山之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后來與人合著的《安全:一個新的分析框架》(1998年)和《地區與權力》(2003年)都是在這本書基礎上的發展和升華。1996年時,布贊等人的批評者馬克斯威尼(Mcsweeney)紐曼(Neumann)開始用“哥本哈根學派”稱呼等以哥本哈根和平與沖突研究所為中心、居住在北歐的研究者。沒想到,“哥本哈根學派”卻由此成為國際關系學界的一個專用名詞,并使布贊等人為更多人所熟知。

1993年,布贊與查爾斯·瓊斯和理查德·利特爾的《無政府的邏輯:新現實主義到建構現實主義》,是布贊在國際關系學界的聲譽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他們在對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進一步“完善了新現實主義”。布贊認為,沃爾茲強調結構層次上的權力及其分配,“嚴重低估了國際行為體的權威作用和組織作用”。除了權力,“規則、機制以及國際組織也應該包括在國際政治結構的定義之中。他們提出了“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概念。布贊等人認為,政治結構既包括無政府狀態,也包括等級結構?!吧顚咏Y構”不僅包括權力和國際組織,而且包括規則和規范。體系的結構既包含國際政治體系,也包括國際社會體系。他們拓展了沃爾茲關于體系結構的概念,認為結構層次的分析和單位層次的分析是相互關聯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必須發展這種關聯。沃爾茲在很大程度上把單位層次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布贊等人則認為,國際關系理論在單位層次上的分析應該和在體系層次上的分析一樣嚴格。單位行為體的實力的性質能夠影響國際體系結構。布贊等認為應該超越沃爾茲關于結構是國際體系根本特征的觀點,認為作為構成國際體系構成單位的國家也是由其自身結構決定的。與沃爾茲的論斷正好相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并沒有產生同質的單位。國內結構影響了構成國際體系的單位,這一事實部分地解釋了國際體系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異質性。他們認為,國際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下形成了主權國家,但主權并不意味著無政府狀態與合作和相互依存不能相容。以無政府狀態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包括了合作模式。

《無政府的邏輯》不僅奠定了布贊教授在國際學術界一流國際關系理論家的地位,而且也使一直在戰后國際關系研究居領導地位的美國學術界對他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說《無政府的邏輯》是對沃爾茲理論的成功超越和挑戰的話,那么布贊與利特爾在2000年出版的這本《世界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構再建》,則通過對世界史中國際體系形成與演變的立體考察,對整個西方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提出了根本的挑戰。

《世界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在布贊的學術生涯中具有重要意義。首先,這本書對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或者說美國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基礎提出了根本的挑戰。盡管在國際關系學科內部也有范式之爭,也形成了眾多不同的學派(如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和一系列比較成型的觀點,但它們的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是相同的: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國際關系學者(包括中國學者)看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濃縮了國際關系的基本特征。但隨著冷戰的結束,隨著國家間關系的發展變化,基于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際關系解讀已經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然而,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還是沒有擺脫“威斯特伐利亞束身衣”[2](中文版序言,PⅠ)的束縛。因此,布贊的框架對于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挑戰具有根本性質。從這個角度看,布贊的觀點不太容易被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界所接受。但是,如果不作出相應的修正,布贊所揭示的問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缺陷就會永遠在那里擺著,明示著它們的“虛幻”。第二,布贊教授的研究框架對于國際關系學科的成熟和成型具有重大意義。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西方國際關系學產生于20世紀一戰結束之后的英國和美國,成型于二戰后的美國,同時也在其他國家逐步發展起來。但是,這一學科的身份一直沒有明確起來。在許多大學里,它一直被視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書也把它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來解釋。但它的研究范圍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政治學的范圍。政治學很早就采用了體系方法,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伊斯頓承認政治體系是社會體系的一部分。[3]按照布贊的觀點,一國的社會體系是整個國際體系的一部分,一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是能夠對國際體系的互動、結構過程產生影響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國際關系研究的是全人類的問題,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學范疇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相比,國際關系學成型的時間晚,交叉的學科多,而且還具有明顯的美國化的特點。這或許是國際關系學身份一直位未能明確下來的原因之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學者認為,“《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就鮮有瓊斯和鄧恩筆下的英國學派色彩?!盵4]

《從國際社會到世界社會:英國學派理論與全球化的社會結構》是布贊教授從事國際關系研究三十多年來第一本專門討論和研究英國學派的專著,盡管他在以前的著作特別是論文中也曾多次提到英國學派。這本書一發表就在國際關系學界包括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是英國學派經典著作中三個最基本而且最重要的概念(盡管對這三個概念在英國學派學者內部也有不同的解釋),但多少年來,國際體系特別是國際社會的概念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討論和闡釋,而對世界社會概念的討論則明顯不足,存在著“虛化”的現象,成為“堆積他們不想談論問題的地方”。布贊以重新梳理和修正這三個基本概念為主軸,力圖對英國學派的理論體系進行一次較為徹底的清理和重塑。他認為現在到了英國學派的理論家們遠離英國學派思想根源的時候,并用更為系統的結構方式來表達,否則英國學派就難以成為國際關系宏大理論的基礎。他認為,世界社會概念,尤其是世界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既是現存英國學派的最大障礙,也是最有可能發現最大收獲的地方。布贊對溫特的建構主義思想一直情有獨鐘,雖然也有批判,但卻一直試圖把英國學派中的社會思想與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結合起來,為英國學派注入更多“社會科學”的活力。布贊對英國學派的重塑或許將成為英國學派歷史性變化的一個標志,前景尚不好說。我國有人認為他“為推進英國學派的發展指出了一種方向”;[5]也有人對他重塑之后的英國學派并不樂觀,認為從理論內容和結構來看,難以看出布贊對英國學派的繼承和保留。[6]

從巴里布贊的學術經歷和代表性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雖然在英國接受國際關系學的教育,并1970年代開始從事國際關系學的教學和研究,但英國學派對他早期的學術研究和作品的影響似乎并不特別大。盡管視角獨特,但早期的布贊教授更像是一個美國式的國際關系學者。他關注的熱點似乎是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熱點,他的論戰鋒芒也一直指向以沃爾茲為代表的美國主流理論家。換言之,我們很難發現他與當時的一個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家有什么重要的差別。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如《人民、國家和恐懼》和《無政府的邏輯》中,很少討論英國學派問題。只是到了1990年代,他才越來越多地談到英國學派,并且承擔起“重聚”英國學派召集人的角色。當然,由于早在擔任這一角色之前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和重要的影響,所以他對英國學派理論研究的投入和推進,壯大了新一代英國學派的聲勢。

從布贊身上,我們可以發現英國學派新一代領袖人物的一些突出特點。首先,他們是在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主導國際學術界的年代里成長起來的,他們對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了如指掌,并且參加了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辯論;但他們是在英國接受的學術訓練,或者是在英國從事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這使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與英國學派的奠基者們有所不同,與所謂美國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家們也不一樣。這兩個方面的特點可以形成一種新一代英國學派的優勢。第二,冷戰結束的時間和方式使“科學化”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失語”,暫時削弱了其“主流”地位;而全球化進程的持續深入,卻為英國學派國際社會的理論提供了新的土壤和發展空間;同時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興起的建構主義思潮似乎在英國學派那里汲取了智慧和營養。這一切,都能為巴里·布贊教授成為國際關系學術大舞臺上的核心人物創造了有利條件,也使多年來穿梭與大西洋兩岸,既有英國學派的學術熏陶,又一直向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理論發起挑戰,并對結構主義情有獨鐘的巴里·布贊教授“左右逢源”,成為當之無愧的英國學派領軍人物。如果說是1950—1960年代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界的方法論革命“催生”了英國學派[7],那么,也正是50-60年代以來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獨尊”地位“催生”了像巴里·布贊這樣一個理論家和英國學派的領軍人物。

不過,布贊教授并不認為自己屬于英國學派(或其他什么學派)?!瓣P于學派,我認為我難以被塞進任何一個學派。我深受新現實主義的影響,并依然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出發點,但并不是一個停下來的好地方。一般地說,我喜歡結構方法,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但這是一種個人的偏好,而不是思想上的信奉。從這一點上說,我一生是一個理論上的多元論者,樂于思考任何一種能對眼前的問題提供深入探察的方法。我不認為理論流派之間有不可通約性。這就是為什么英國學派對我富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我采用多種學派的方法(新現實主義、英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但難以肯定我屬于其中的任何一個?!盵1](譯者序,PⅫ)但布贊和利特爾又強調:“我們發現我們自己更接近英國學派,英國學派的基本參考框架看起來非常適合我們希望建構的更為寬闊、更具歷史根基的國際關系學的研究方法?!标P于英國學派,他們認為“英國學派理論的重大價值在于它容許人們同時思考國際體系的標準和材料結構,不是把它們當成一種機械的互動模式,而是當成有意識地建構和維持的國家社會?!睘榱私獬袊x者多英國學派的困惑,他們還特意作出了這樣的解釋:“對于一個中國讀者來說,兩個在英國工作的學者宣示他們被英國學派所吸引看起來可能令人困惑,甚至有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明顯色彩。所以讓我們在這里說清楚:英國至于英國學派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英國學派只是一個(相當不幸的)標簽,一個恰巧堅持采用歷史的、社會的和理論的多元方法理解國際體系的西方國際關系學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標簽?!盵1](中文版序言,PⅡ)

本文認為,布贊教授所愿意做的,是打破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獨尊”地位,把有關國際關系理論問題的辯論,真正地置于一個全球化的舞臺之上。在為《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一書寫的中文版導言中,布贊和利特爾在為非西方文明的歷史經歷沒有被納入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家的視野,即使在這些非西方文明的國家已經獲得獨立和解放的今天依然如此而鳴不平的同時,也試圖激勵這些非西方文明國家的國際關系學者加入到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批判的隊伍中來?!耙苍S我們最希望的是本書將刺激和挑戰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發展自己理論化國際關系的方式,并將其置于全球辯論的平臺之上。在國際關系學的概念化方面,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聲音依然過于強大。這些聲音有許多有趣的東西告訴我們,但它們代表的是一個相當狹窄的文化和歷史經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們還是通過目前占支配地位的大國們的眼光和利益來過濾這個世界的。隨著權力愈加廣泛地分布于世界,隨著文化多元主義重申自己的權威,國際關系研究需要代表非西方經歷的聲音和視角。如果本書的翻譯能夠以任何方式促進這樣的發展,它就是非常值得的?!盵1](中文版序言,PⅢ)

按照張勇進教授的說法,是巴里·布贊1993年發表于美國雜志《國際組織》上的論文《從國際體系到國際社會》[8],幫助把英國學派從美國“走私”(smuggle)進中國來。我們當然也應該讓中國學者批判英國學派的聲音,傳到英國和美國。

參考文獻:

[1]崔順姬.人民、國家與恐懼:布贊及其對國際關系理論的貢獻[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5):60—67.

[2]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Easton D. 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Alfred A. Knopf.

[4] Hall I. Still the English Patient? Closures and Inventions in English School[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1(4):931-942.

[5]苗紅妮、秦治來. 從國際社會到世界社會——巴里·布贊對英國學派的重塑[J]. 歐洲研究, 2005(4):35-47.

[6]郝妍. 試論巴瑞·布贊對英國學派理論的重塑[J]. 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6(10):21-28.

[7]郭樹勇. 英國學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變[J]. 歐洲研究, 2004(5):24—37.

[8] Barry B.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3(3):.327-352.

Barry Buzan and the English School

LIU De-bin

(Th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Barry Buzan doesn’t think he himself belongs to the English School or any other School, but h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w leader of the English School. Great international fames has been given to him for his challenging the main strain theories of the US IR, and for his constructing a new English School. His advocating multi-methodology makes him being able to integrate traditions of the English School, his perspectives and achievements makes him a unique IR theorist and an ideal candidate to “re-convene” the English School. He not only belongs to the English School, but his IR theory also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in strain theories of the US IR. In fact he has broken though limitations of any School, and it is in such way that he has been advancing.

KeywordsBarry Buzan;English School;main strain theories of the US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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