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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國學派視角審視東北亞國際社會

來源: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10/31 13:55:30

[摘 要]以布贊為代表的新一代英國學派學者把國際社會理論從全球層次引向區域層次,并對英國學派的理論進行了修正。根據布贊的理論觀點,東北亞直到冷戰結束后才真正實現國家間相互承認主權平等,出現區域國際社會;與歐洲相比,東北亞的國家社會、人際社會與跨國社會還不成熟,主權、領土等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核心原則仍然在起支配作用。闡釋東北亞國際社會,既可為該區域提供走出現實困境的參考途徑,也可為走向區域層次的國際社會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提供現實案例。

[關鍵詞]英國學派;巴里·布贊;國際社會;區域;東北亞

英國學派的理論特色是提出了互有聯系的以國際社會為核心的三個關鍵概念(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來構建國際關系的整體圖景?!耙话愕卣f,這些術語可以作如下理解:國際體系(霍布斯世界)是關于國家間的權力政治;國際社會(格老秀斯世界)是關于國家間共有身份的制度化;世界社會(康德世界)是把個人、非國家組織以及最終將全球人口作為一個整體視為全球性社會身份和安排的焦點?!盵1](P92)其中,國際社會是英國學派研究的側重點。半個世紀以來,經過以查爾斯·曼寧(Charles Manning)、馬丁·懷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亞當·沃森(Adam Watson)、約翰·文森特(John Vincent)、巴里·布贊(Barry Buzan)為代表的幾代學者的辛勤耕耘,國際社會理論體系日臻完善。但遺憾的是,國際社會理論被長期定位在全球層面,區域層面受到忽視。以布贊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對國際社會理論作了創造性的發展,形成所謂的“新英國學派理論”,并將國際社會理論從全球層面引向次全球/區域層面,同時倡導運用該理論解讀歐洲以外的區域。本文在分析布贊這一重要貢獻的基礎上,通過運用布贊的國際社會思想觀點來審視東北亞國際社會的生成與發展,以期為東北亞走出現實困境提供參考途徑,同時為走向區域層次的國際社會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提供現實案例。

一、將國際社會理論引向區域層次:布贊的貢獻

長期以來,英國學派關于國際社會理論的探討基本上是在全球層面展開的,即使關注歐洲國際社會主要也是為探討全球層次作鋪墊?!爸T多經典的以及當代的英國學派作品有一個普遍規則,即都把國家視為國際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或者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都被設想為全球現象?!盵2](P16)懷特[3]和沃森[4]關于歷史上某些區域國家體系的探索并不能扭轉這種局面,因為這些國家體系大多數是自立的(self-contained),并不是全球性國家體系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作為該學派關注區域層次的例證。布爾雖然在1982年發表了《市民權力的歐洲》(Civilian Power Europe)一文,但他的論點與區域國際社會毫無關聯。這篇文章主要是關于全球冷戰中的權力政治,其目的是反對將“市民權力的歐洲”這個觀念作為全球舞臺的一個重要行為體,并提倡歐洲應該在外交與防務政策上獲得更大的發展,以此來與美國保持相當的距離。為此,布贊甚至認為布爾應當為英國學派忽視次全球/區域層次的傳統承擔主要責任。[2](P206)

國際社會結構在次全球/區域層次上的表現之所以為英國學派學者所忽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歐洲學者的固有偏見,歷史上,歐洲在全球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中占有優勢地位的經歷,使得歐洲以外的區域歷史經驗被置于邊緣位置。其次,英國學派學者以一種“世界主義”的胸懷過度關注全球規模和普世性原則,從而導致次全球層次走向邊緣化。第三,受冷戰環境的影響,英國學派傳統看法認為,以東方和西方為代表的次全球國際社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對全球支配權的爭奪,這個過程將破壞全球國際社會直到它們中的一方獲勝為止,于是,區域國際社會的成長就被視為全球層面的威脅,因而采取了這種掩耳盜鈴式的漠視態度。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區域層面國際社會的發展歷史被忽略掉了,歐洲國際社會的發展經驗則具有了普遍意義。

以布贊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顯然意識到了忽視區域層面所帶來的種種弊端。首先,這意味著關于當代國際社會的一整套比較研究機會被忽略了。其次,這意味著經驗研究與理論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實質上已經枯竭了。第三,忽略區域層面的一個最大損失是,關于國際/世界社會的整體思想變得日益衰竭。[2](P211-212)可見,區域層面對于英國學派的理論基礎與繁榮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與全球層面形成互補?!叭驅用孀鳛橐粋€宏觀體系結構,限制與塑造著體系內單位的行為,也塑造著區域層面的性質?!盵5](P28)反過來,區域層面的發展則是全球層面的重要組成部分,核心區域的主要大國的國內結構甚至還直接影響著全球國際社會結構。

布贊即使注重區域層面,也還是把歐洲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他認為,將次全球層面引入英國學派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從先鋒理論(vanguard theory)角度出發對國際社會結構的發展動力進行解釋。布贊所說的“先鋒理論”是指軍事戰略和列寧主義思想共有的一種觀念,即一個在社會運動開展方面起至關重要作用的引導性因素。15世紀歐洲強國的崛起沖擊了原來自立的那些文明區,并把西方的規范與價值觀帶到世界各地,19世紀末形成的全球國家社會(interstate society)深深地烙上了歐洲的痕跡,西方的規范與價值觀在整個體系中居于支配地位。歐洲在全球國家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先鋒作用為反對“國家社會在次全球層面的發展必然與全球層面的發展相互沖突”的觀點提供理由,也說明了區域層面并不是全球層面發展的障礙,而是全球層面發展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布贊在關注歐洲作為全球先鋒角色時清醒地認識到,自由主義價值觀并不具有普遍的支配力,其他形式的價值觀也一直在世界范圍內發揮作用。如果人們打算將區域和次全球層面帶回國際社會結構的研究中,那么這些非自由主義的替代形式更具有歷史和理論意義。[2](P222-227)

總之,如果要想挖掘英國學派理論潛能的話,就應該拋棄將國際社會鎖定在全球層次、抵制區域層次的偏見。通過引入次全球/區域層面,英國學派形成了“國家(個體、跨國行為體)—區域—全球”三個層次、完整的闡釋分析體系。實際上,“國際”、“世界”在用法上并不意味著全球,好比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世界帝國”不必是全球的一樣。經驗顯示,不同的區域國際社會可以建立在同一個全球國際社會的基礎之上,例如歐洲、伊斯蘭世界、東南亞等。[2](P18)在充分肯定區域層次特別是歐洲以外國際社會存在的前提下,構筑于全球層面的國際社會理論是否適用于區域層面成為英國學派亟待解釋的又一個重要問題,將它運用于闡釋一些區域國際社會也許可以得出些許有益的經驗啟示。

二、東北亞國際社會的生成

要研究東北亞國際社會,就必須首先對東北亞區域范圍進行界定。所謂的區域,“是由地理上聯系在一起的成群的單位(相當高程度的獨立行為體)組成,它們必須被包括在一個更大的、有自己結構的體系內”。[5](P27)一般地認為,東北亞區域范圍包括中國(主要是東北地區)、日本、朝鮮、韓國、蒙古、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部分)。中國與俄羅斯版圖的其余部分是東北亞與其他區域的過渡地帶,但要考察東北亞國際社會的成員身份,中俄情況略有不同。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是東北亞的重要國家,對東北亞各國的歷史文化具有深遠影響,是東北亞共同文化的根源所在。至于俄羅斯,它在地理上可以算作東北亞國家,并且自近代以來一直活躍在東北亞區域,與東北亞的聯系也日益緊密,但它卻不能作為東北亞國際社會的成員,因為俄羅斯無論從戰略重點還是歷史傳統看都具有明顯的歐洲特色,把它視為歐洲國際社會的成員更為合適。蒙古國由于國力弱小,充其量只能作為東北亞國際社會的外圍地帶。美國有時也被囊括進東北亞區域,理由是美國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以及與東北亞的密切聯系,但應當看到美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其利益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個區域都能看到美國的影子,如果在考察每個區域國際社會時都把美國涵蓋進來,勢必沖淡各個區域國際社會的特色。因此,本文所探討的東北亞國際社會的地理范圍主要是東北亞的核心地區——中、日、朝、韓。

地理范圍只是界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它的生成還需要其他一些必要條件。英國學派認為,國際體系可以在國際社會沒有產生的情況下得以存在,國際社會則以國際體系為自己存在的前提條件,在二者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boundary)是有必要的。懷特用國家體系(Systems of States)來闡釋國際社會,他認為,一種共同文化的存在是一個國際社會形成的必要條件,“如果成員間不具備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一致性(cultural unity),國家體系將不會產生”。[3](P33)布爾則認為,“如果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從而組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認為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受到一套共同規則的制約,而且它們一起構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就出現了?!盵6](P10-11)布贊不同意上述兩種觀點,他認為,即使國家間不擁有共同文化或共同利益觀念,國際社會也能夠從國際體系中發展而來,只不過有了共同文化與利益可以促進國際社會的形成,此二者并非生成國際社會的必要條件。他超越了國際社會產生于共同文化或者共同利益的理論假設束縛,認為只有“共同身份”(common identity)才是國際體系走向國際社會的最好理由,共同規范、規則和制度最終必須產生共同身份或由共同身份產生,形成“我們性(weness)”,這種共同身份其實就是要求構成單位能夠彼此承認主權平等。[7]布贊通過這一清晰的定義界限,“原則上能夠識別出諸種國際社會浮現或崩塌的歷史性時刻”。[8]

根據布贊的觀點,國家之間只有在愿意相互承認主權平等,產生一種共同身份時,才能形成國際社會。那么,東北亞是在何時出現布贊所說的“相互承認主權平等”的呢?古代東北亞區域長期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這是一種等級制的秩序結構。中國作為宗主國,“明清兩代承認東亞存在低中國一等的國家,僅將受封和朝貢作為屬國的義務。而且,朝貢經常演變為對屬國極為有利的貿易特權,吸引各國主動承認名義上的屬國地位。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明代與日本展開勘合貿易,將這個從未被中國征服的國家也拉入宗藩體系之內”[9]。很明顯,體系的單位是國家,但此時東北亞各國還沒有產生主權意識,尚未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歐洲在17世紀上半葉就確立了主權原則,現代外交也隨之形成,而直到19世紀初東北亞各國對外意識的主流仍然是華夷意識,它以儒家的仁、義、禮、儀為價值標準,把世界分為華夷兩極,以“內華外夷”、“貴華賤夷”、“華夷之辨”、“以華變夷”為其價值取向。[10]受華夷意識的支配,中、日、朝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在西方列強的武力恫嚇下,特別是在與列強締結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東北亞國家對西方的現代外交理念有了朦朧的了解,并被迫放棄閉關鎖國政策、接受西方的外交規則與制度,日本經過維新之后,逐漸取得與西方國家平等的地位,率先在19世紀末進入全球國際社會[11](P191)。

就東北亞核心區而言,盡管遭受了西方勢力的入侵,朝鮮半島仍然與中國保持緊密的宗藩朝貢關系,但隨著日本的崛起,它就開始力圖打破以中國為主導的東北亞秩序,先是謀求與中國對等,進而挑戰并取代中國在東北亞的地位。1871年簽訂的《日清修好條約》,“可以說是已經達到了相互承認領事裁判權等具有近代國際關系平等性特征的條約”,[12](P48)日本自此取得了與中國對等的國際地位。1876年日本派遣軍艦到朝鮮,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條約中明文規定“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13](P287)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第一款載明:“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后全行廢絕?!盵13](P290)這表明,大清國與李朝數百年之宗藩關系為之廢除,朝鮮獲得了日本保護下的“獨立”。姑且不論這一系列條約是以何種方式達成的,但在客觀上體現了東北亞各國間對平等地位的相互承認,這也是東北亞國家間交往形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標志。遺憾的是,這種“共同身份”的確認十分短暫,隨著日本吞并朝鮮半島及入侵中國,動搖了東北亞國際社會的根基,東北亞回到了等級制的畸形結構之中。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通過一系列國際條約重新確立國家間的主權平等關系。冷戰的爆發,朝鮮半島的分裂,新中國的成立,使得東北亞各國間的相互承認受制于新的因素,中韓相互隔絕對峙、朝韓互不承認長達近半個世紀,直到1991年底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才得以確立這種共同身份。只有在國家間的正常關系確立之后,非國家層面的互動關系才能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東北亞國際社會的真正生成是在冷戰結束后。

在國際社會的成員構成上,英國學派的傳統觀念認為,世界社會與國際社會的構成是有差別的,前者把個人、非國家組織和全人類作為全球社會身份和安排的中心;后者則是建立在國家層次之上,重視國家主權的維持。艾倫·詹姆斯(Alan James)認為,非國家行為體不是國際社會的成員,但可以被視為由主權國家創造與維持的國際社會的參與者。[14]布贊認為,一旦社會的觀念得到認可,那么人們所考慮的社會就不能只是(國家之間的)國際社會,而且還要想到世界社會,因為個人和跨國行為體也擁有共同的規范和價值觀。[15]布贊據此把國際社會分割為國家社會、人際(interhuman)社會與跨國(transnational)社會三個領域。因此,本文在關注東北亞區域國家行為體的同時,也將兼顧非國家行為體,力圖展現出一個多元化的東北亞國際社會。

三、東北亞國家社會/人際社會/跨國社會

國際社會建立在國家行為體的基礎上,非國家因素在國家建構的秩序與制度框架下發揮作用,而且經常受到國家間關系波動的影響。在英國學派看來,如果想要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國家就必須接受那些已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規則與制度。因為正是這些基于共同的習慣和條約基礎之上的制度組成了國際社會的基本框架,進而調整著國家間的相互關系并維持著國際社會的基本結構。[16]

一般而言,制度(institution)既可被理解為某一特定社會或共同體內部已形成的習慣、法律或行為關系(如主權、外交與國際法等),也可以被理解為因某一特定目的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和機制(regime)(如聯合國、北約等各類政府間組織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布贊將制度的這兩種理解作了嚴格區分:前者被稱為主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由國家和國際社會構成的、用于界定這些社會基本特征及目的的制度,這是英國學派所談論的制度;將后者稱為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即機制理論所談論的制度,它們是某一類型國際社會的產物,大部分是經由國家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制度。[2](P164-167)主要制度被作為英國學派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布贊認為,所謂的主要制度,是持久與被認可的、共同的慣例(practices)范式,它源于國家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價值觀,是規范、規則與原則相混合的具體表現形式。布贊在懷特、布爾等人學術觀點的基礎上歸納總結出了當代國際社會的主要制度(見下表)。[2](P181)(P187)

當代國際社會的主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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