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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英國學派”及國際社會——巴里·布贊與劉德斌對話

來源: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10/31 13:55:30

2009年9月,巴里·布贊(Barry Buzan)教授參加了吉林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屆“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主題為“英國學派理論與國際關系史編纂”。會后,本報記者范勇鵬、特約記者顏震約請吉林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劉德斌教授與巴里·布贊教授進行了對話。

巴里·布贊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Montague Burton 教授,哥本哈根大學、吉林大學榮譽教授,英國學派領軍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安全、世界歷史、國際社會、區域安全等。其代表作有《從國際體系到國際社會》、《從國際社會到世界社會》、《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人民、國家和恐懼:國際關系中的國家安全問題》等。

劉德斌

吉林大學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為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府與外交事務系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世界近現代史、國際關系史和當代國際政治。

巴里·布贊眼中的“英國學派”

劉德斌:布贊教授,非常高興您能第三次到吉林大學參加“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您知道,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都對“英國學派”產生了興趣,不僅國際關系學界的學者關注英國學派,而且歷史學界的許多學者也對英國學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者們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作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學派,英國學派與其他國際關系理論學派的不同之處何在?

巴里·布贊:我也非常高興能有機會第三次來中國參加英國學派的討論會,更非常高興看到貴校這樣多的學者和學生包括來自許多國家的留學生對英國學派產生濃厚的興趣。您和您的同事翻譯的《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能在中國發行5000冊,這實在是個令人驚訝的事實,這在英國甚至美國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國是個崛起的大國,中國學者的視野也在不斷擴大。中國學者對英國學派感興趣,無疑是想從中借鑒一些對你們創建“中國學派”有價值的東西,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你們對英國學派的批判。每次來這里,都能聽到一些中國學者對英國學派的評論,特別是你們歷史學者對《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一書中某些觀點的批判,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學術批判無論對英國學派,還是對中國學者所追求的中國學派的成長,都是非常重要的。

關于英國學派與其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派的不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我想從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來講一下英國學派的不同之處。拿現實主義來講,它是非歷史性的,沒有歷史的敘事在里面,只是說出事實,然后根據事實給出相應的政策,因此它是建立在物質主義基礎上的。不過它確實告訴我們國際關系是什么樣,將會變成什么樣。自由主義相對多樣化,它更關注于如何避免權力斗爭,謀求合作。但是新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物質主義的。它從規范性的角度來說明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因此它也是非歷史性的理論。應該說,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策,是如何處理國際關系的一種理性選擇,例如它提出了一些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馬克思主義確實有歷史敘事,但主要是從階級的角度來談,因此始終屬于獨特的歷史敘事,它也是物質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在某些方面很接近,它們都關注權力、權力政治和斗爭。

英國學派與它們都不同,因為英國學派采取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關注社會的概念。而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于把國際關系看做體系,因此是機械性的理論,就像把國際社會看成由很多相互聯系的部件所組成的中央暖氣系統一樣。從這種意義上說,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相似,但建構主義與其說是理論,不如說是種方法。

英國學派來自歷史,來自政治學理論,也來自法學。它的基本觀點是主張社會結構這個概念,當然這個概念也包括權力結構,而這種社會結構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存在。英國學派主要關注國際社會,或者說國家間社會。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社會,因為人們通常認為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個人,而在英國學派中,國際社會的成員是國家,從成員數量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小的社會,但是每個成員都是集體性的構成。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如何用規則、規范和機制等概念來定義這個社會。這是個開放性的問題,因此英國學派并不去描述什么,這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它是開放性的理論。

基本上說,無論何時都存在社會結構,就像始終存在權力結構一樣。社會結構總在發生演進和變化,這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表現是不同的。你可以作比較,比較中華核心區域和周邊地區的社會,比較歐洲和中世紀中東的社會。國際社會是什么,這個問題是開放的。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觀點是不同的:國際社會可以變得強大也可以變得弱小。因此不管你是否喜歡這種國際社會,英國學派都采取社會學的研究方式,但在有些地方,它和社會學家們的研究又有所不同。社會學家從個人出發看社會,而英國學派主要以國家作為社會的單位,這是它與其他國際關系理論主要的區別。

巴里·布贊在英國學派中的自我定位

劉德斌:在英國學派的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多有代表性的學者?,F在許多人都把您作為英國學派的“領軍人物”,請問您認為您對英國學派理論的貢獻是什么?記得20年前我在英國華威大學做您學生的時候,您只是向我們介紹了一些英國學派代表性學者的著作,如布爾的《無政府社會》和布爾與沃森主編的《國際社會的拓展》,并沒有刻意強調英國學派的特性。您給我們的印象是您一直在批判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家如沃爾茲的觀點,您是怎么成為英國學派領軍人物的呢?

巴里·布贊:我對英國學派作的貢獻,可以說就是一種建設意義上的貢獻。我對英國學派多元主義與連帶主義之間的規范性辯論并不感興趣,而是看到國際社會可以作為建構社會結構的一種路徑。亞歷山大·溫特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雖然他是美國建構主義的領軍人物,但他早期的國際社會思想中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的三種文化分類是從經典英國學派那里學來的。對我來說,這樣看待國際社會的結構過于冷酷。經典英國學派所發展的是國際社會機制的概念,其內在的、共享的實踐包括主權、不干涉原則、外交、領土性問題、國際法和民族主義等。這些廣泛的、共享的原則是國際社會的基礎,它們提供了一種細節化的研究路徑來看待國際社會的演進和發展。我的貢獻只是增加了一條研究路徑,并對其他研究路徑上的學者提出了一些比較大的問題。但我并沒有提出一條排他的道路,告訴別人應該按我的方法來做。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并不是一個學派的領軍人物,而只是這條路徑上的領軍人物。

從另一個意義上看,我在20世紀90年代末號召重新召集英國學派,從這點上大概可以稱我為領軍人物。如大家所知,英國學派在五六十年代直至80年代初的發展中并不只是一部分學者的總稱,而是有一定的組織性,有一定的結構性,還有定期的集會,如英國委員會(British Committee)。在我看來,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去世后,這種組織性的英國學派就消失了。盡管三代英國學派學人都取得了成就,但相對來說,他們是各自為政的。

我認為恢復傳統英國學派那種集體性活動的方式也許很有好處。因此我同理查德·利特爾一道,在奧利弗·維弗(Ole Waever)的幫助下,于1999年在英國利茲市重新召集了英國學派集會。我們建立了自己的網站,保證英國學派機構的存在,并讓人感覺到在一個有名分的項目中進行著合作。這項計劃比我想象的還要成功,它提升了英國學派的身份,因為長期以來英國學派一直處于美國思想的邊緣地帶,但現在英國學派已是受廣泛認可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流派之一。英國學派的組織化得到了很大的回報,越來越多的人更加重視英國學派,更多的學生也參加進來,產生了多樣的影響力。因此我可以算是將英國學派重新組織起來的開拓者,并且還提升了它的身份。

生活、工作環境與學術道路的選擇

劉德斌:人們普遍認為,生存環境會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產生重大影響。您從大學時代起就一直生活、工作在英國,您認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對理論和思想的建構有很大影響嗎?換言之,如果您現在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您還會按照現在的學術研究道路前進嗎?

巴里·布贊:這涉及“內在的個體對抗外在的環境”,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記得20年前您就問過我為什么選擇英國而不是美國從事自己的學術事業。我知道在你們中國學人的心目中,美國是更重要的國家。但老實說,我無法忍受居住在美國。美國人的宗教性、對槍支的狂熱等問題都讓我無法忍受。盡管去美國訪問會很開心,但我并不期待定居在美國。

如果我在美國的話,肯定會有更多的內心斗爭。盡管也會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和朋友,但不會得到很多的幫助。英國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選擇,不管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還是其他地方。在離開華威大學來到威斯敏斯特大學后,我也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對比排名比較高的華威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威斯敏斯特大學在英國的排名僅僅是50位,但這真的很重要嗎?我的答案是:不是。如你所見,我年紀不小了,天數已定。我在想做某件事的時候就應該去做,我也需要一個合適的環境。如果纏身于教學或者行政事務,我將沒法繼續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內心的需要。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我與同事進行合作,但這并沒有對我的學術議程產生什么根本影響。我主要的合作伙伴遍布各地,因此物質條件并不十分重要,環境如何才重要。我的讀者和對話者遍布世界各地,這也是我來吉林大學講學的原因。

劉德斌:盡管英國學派的成員有許多不是英國人,人們總認為英國學派來自英國。那么您能在美國找到學術上的知音嗎?您在美國有能夠共事的研究伙伴嗎?如果有,能給我列一個名單嗎?

巴里·布贊:英國學派的名稱和其內容并不相符,因此英國學派也并不是英國的,這樣命名只是為了終結無休止的討論。從另一種層次來看,它是更為歐洲化的理論。它與歐洲重視歷史和社會學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英國學派的創始人也并非來自英國,布爾來自澳大利亞,曼寧來自南非,維弗來自北歐。我開創了英國學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發展。在美國,有一些學者的思想與英國學派比較相似,如布魯斯·克羅南、奧丹·格林,還有其他一些人。我可以給你列出很長的名單。我們一起舉辦過一些會議,都很成功。從根本上說,想從歷史角度解讀國際關系的美國學者缺少自己的精神家園,而英國學派給了他們這個家。

19世紀的世界歷史需要重新解讀

劉德斌:您在這次會議上提到,您正在改變自己對19世紀國際關系史的一些看法。在重新發現和解讀國際關系史的研究中,中國的學者也面臨著一些問題。人們能夠對“西方的興起”和“大國的興衰”道出種種原因和理由,但對發展中國家的分化,對發展中國家中所謂“失敗國家”現象,卻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解讀。您是否認為現在世界歷史正在發生著歷史性轉型?我們是否應該重新修改對1500年以來世界歷史的基本看法呢?

巴里·布贊: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我現在沒有非常清晰的答案,因為我的思想也在某種轉型中。您知道,利特爾和我正在試圖重新撰寫或者說重新闡述英國學派關注的國際社會擴張的故事。

我們的新作品和亞當·沃森(Adam Watson)1992年的作品會有很大不同,會更加關注歐亞大陸的歷史而不是歐洲中心主義。它會更加關注地區性的問題、國際政治經濟的問題以及正在展開的故事的積極一面。它不會局限于非殖民化以來虛弱國家的產生。在這種意義上,我必須重新思考一些觀點。我當然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即1500年前后是轉折的關鍵時間,這個時間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我閱讀的一些歷史社會學的著作都很重視19世紀領袖國家的轉型。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講述這段歷史。比如,可以講述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崛起,民族主義、民主國家和人民主權的產生等很多方面。盡管這些故事的類型不同,但我越來越確信這些故事和15世紀的故事一樣重要。

我認為現在正處于19世紀開始的那種轉型潮流的下游,而且至少可以理解世界上存在兩種國家:一種是開放資源的國家,一種是政治經濟相互分離的國家。我認為功能相異的國家,盡管互相聯系,但其結構相互區別。就像拉斐爾(Rafael)教授的論文提到的“經濟超級大國”,如果他是把經濟當做一個獨立的因素來看的話,那意味著經濟活動不僅在思想上是分離的,在社會組織上也是分離的,意味著經濟活動不僅歸精英所有,也向任何有能力進行運作的人開放。政治活動也是如此,如政黨的崛起和公司企業的興起,這里不是指19世紀的貿易和商業意義上的公司,而是現代意義上的在政治經濟活動中有廣泛參與度的公司。當這種公司的轉型開始時,領袖國家的內部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被稱為資本主義國家。

當這種變化開始的時候發生了四次大國戰爭。它們發生在核心國家之間,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和舊式的政治經濟混合在一起的國家之間。比如拿破侖戰爭,發生在資本主義英國和帝國主義法國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資本主義英美和舊式的德奧之間。二戰也是一樣,納粹德國試圖重新把政治經濟混合在一起,和民主國家對抗。蘇聯則是另一種形式的舊式國家,然后是最后一個回合——冷戰?;蛟S不是最后一個回合,但是大國之間的最后一個回合。冷戰后,這種沖突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不是表現在大國之間,而是表現在大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從邊緣或第三世界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這種沖突。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并非處于轉折階段。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轉型就變得非常有趣。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把政治經濟混合在一起,但同時卻接受了市場化的經濟體制。因此有人認為中國處在這兩種模式的轉型之間。這種方式能否行得通,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意思的事情。管理轉型是非常困難的,在過去曾引起了很多戰爭。如果看到歷史對這種轉型的阻隔,也許它不會順利發生,但或許只是因為只在特定的地方發生了轉型,并在轉型過程中產生了權力,也會鞏固轉型本身。

“金磚四國”難改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

劉德斌:讓我們轉向一個重要的現實“歷史”問題。最近幾年,關于“后冷戰時代”、“后美國世界”的論點有許多,都在討論世界歷史的結構性變化。其中“金磚四國”被許多學者認定為改變世界歷史結構的重要力量。許多人認為,當今世界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來源于“金磚四國”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影響力,而其中又特別對中國和印度給予很高的評價。您認為“金磚四國”或冷戰后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能夠改變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嗎?

巴里·布贊:權力結構總是在改變之中,因為這是國際關系基本的持續性因素之一。很多國家成功了,也有很多國家失敗了。我認為作為一個集體的“金磚四國”,整體上對權力結構的改變并不那么具有意義。

俄羅斯很大程度上處于倒退中,和中國的適應力不同,它在向后走,它的人口在減少,國家也在變小。俄羅斯可以發揮區域性的影響力,但不太可能很快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它的權力很大程度上來自石油、天然氣,這就和能源問題聯系在一起了。我并不會擔憂能源短缺問題。能源轉型期的確會產生一些困難,但如果你閱讀能源歷史,就會發現科學技術將使新能源造福于人類。俄羅斯的未來并不是那么讓人感興趣。

巴西有很好的潛力,但一直是潛力。過去十年間巴西的大發展也許能超越過去,但它仍然要走很長的路才能成長為大國。因此我不認為巴西明天就能變成一個大國。

印度的問題更為有趣,因為和過去相比現在做的還不錯。印度也有很多問題,尤其遇到很多環境方面的難題,比如印度已經存在很嚴重的缺水問題。與中國相比,印度的路途更艱難,因而對印度能否成為世界大國要打上大大的問號。當然,它仍然是一個地區性大國。

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但在和中國人的交談中,他們總是長篇大論地談中國存在許多問題。的確如此,這是非常大的社會變革。環境問題、中央政府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貧困人口等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中國有很多問題,有的相對容易解決,有的解決起來有一定困難。在中國以及國外,主流觀點總是對中國的崛起持樂觀態度,問題在于用多少時間,路上有多少困難??偟膩碚f,中國是改變國際權力結構的重要角色,權力分配是否發生變化則要看美國是否變弱,我們永遠也不應低估美國。最近的經濟危機使“華盛頓共識”喪失信譽,也使美國失去了部分意識形態的優勢。因此有可能產生一個更為區域化的世界結構,國際社會也許在全球規模上不是很強大,但在區域性共存上會表現得很強大。

環境問題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到21世紀中葉我們才能真正充分地理解環境問題有多嚴重。我認為雖然人們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在上升,但上升速度還不夠快,并且有人仍在拿它做著愚蠢的政治游戲。一旦發生環境災難,惡果要由大家共同承擔,因而我們必須做些什么,并且要迅速行動起來。如果南北極的冰蓋融化了,海平面上升16米是很正常的結果。人們以為冰蓋不會融化,但實際上它的融化速度超過預期的三倍。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沿海城市會被海水淹沒,想想浦東和倫敦會發生什么吧,想想如果百萬孟加拉人急迫地想找到遷居之所會發生什么吧。這會改變世界的地緣政治結構。在我看來,我們正處于我們不了解的處境中,而且我們做的顯然不夠,也沒意識到這種災難的影響力有多大。很有可能意想不到的更糟糕的結果會給我們出其不意的打擊。

當我們討論未來的歷史發展時,不要忘了我們是在已有的、影響歷史的政治經濟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進行思考。推動歷史的動力往往發生在比較平穩的環境下,而環境問題也可能改變游戲的規則。到那時,我所研究的一切都毫無意義了,因為我們會處于與今天截然不同的國際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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